{6}幺贵鹏、李昌宇：深圳市宅基地作价入股的经验借鉴及创新，载《经济前沿》2008年Z1期。
其内涵和外延更为宽泛，[3]一般包括基础设施行政、担保给付行政、社会行政、促进行政、信息行政，其对应的各类行政程序也更为复杂。[15][德]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页。
三、行政给付的设定权限 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和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给付行为由法律、法规、规章加以规定是没有任何争论的。但问题是：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6款仅仅将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列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来源：《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进入专题： 行政给付 给付行政 行政程序 正当法律程序 。 摘要: 与给付行政不同的是，行政给付行为是一种单方的、授益性的具体行政行为。（三）听证程序 最高法院将正当程序的听证权利，看成是维护福利国家权利所不可或缺的，并非常明确地、广泛地在民事审判诸要素基础上，打造正当程序听证权利模式。
[19] 听证的作用不只是给行政相对人提供表达意见和行政参与的机会，而且是使行政机关能够了解并且认真考虑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其中特别是行政相对人有关事实的陈述。听证权利能够使处于官僚组织外部的人渗入官僚组织，能够推动行政机关制定可理解的、统一的政策，能够使请求国家提供福利保障的人感觉到拥有了某种权力。要开辟建国的前途，促使我们国家的进步，而决不可以使国家停滞在百事落后的地位，甚而至于造成国家的退步。
……今后政治上和社会上一切的设施，都要尽量纳之于正常的轨辙，加强法治的精神，以立宪政的基础。二要大公无私，顾全国家的利益。 二、改组政府——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 从1月14日到19日，大会依照下列议程进行讨论：首先是改组政府问题。 一、政协会议开幕式上的宪政共识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进行了重庆谈判，签署了《双十协定》。
按照讨论的问题，会议分为五组：（1）改组政府组，召集人王世杰、罗隆基。政府改组不应只限于行政院，应包括国民政府下各院部会的改组。
按这个方案，其实质如中共《解放日报》所评论的：把现在已经动摇的一党专政，最后过渡到完全合法的‘宪政式一党专政。三要高瞻远瞩，正视国家的前途。（三）国民政府委员会的职权是议决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和主席交议事项，但是没有任用各部会长官的权力。军事小组也是只谈原则，至于整军裁军则由小组交由整军会议把原则付诸实施。
（5）宪法草案组，召集人傅斯年、陈启天。他还提出，改组政府要使它真能过渡到民主，不然只有过渡而无目的，就无意义。国民党中央直接干预国家最高决策机关的人选，不知由结束训政到实行宪政这一过渡时间与训政时国民党对国家的地位，究竟有何区别？董必武还提出：确定主席有紧急处置权，会导致手令制的发展。（《新华日报》，1946年1月13日） 周恩来的四点经验教训，表明中共在与国民党的长期谈判和斗争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领悟到了宪政国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精神。
（二）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我们诚恳希望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能够认识到这方面。
（2）施政纲领组，召集人张厉生、董必武。政协会议的召开，体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民主精神。
以上四点，是从九年来双方商谈中得来的痛苦经验与教训。（《新华日报》，1945年1月15日） 来源:炎黄春秋 进入 刘山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政 。周恩来的谈话虽然带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图，却也表明了中共在出席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时，所抱有的希望解决问题的诚意。而国民大会之召集不能由国民党一党政府包办，须由各方共同召集，因此，就须改组国民政府，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这样就建立了政府改组小组，协商政府改组事宜。这样国民党虽然在政协会议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它若不和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无党派人士充分协商并取得相互谅解，就不可能达成协议。设立这五个小组的设想是：政协会议的目标与任务既然在于实行宪政，那就必须先起草宪法，然后提交国民大会通过，所以设宪草小组和国民大会小组。
只有国家成功，才能使一党一派或个人都跟着成功，成功的界限应该在这些地方。他们代表着中国当时存在的三种主要政治力量：一股力量是国民党，希望尽量维护其一党训政格局。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政协会议不能取得成果，停战协定自然会自动失效。其中，宪草小组只确定原则，交由宪草审议会据以修改五五宪草，起草整个宪法。
二、政协会议是多党协商决策体制。一股力量是中共，希望尽量打破国民党的一党训政格局，谋求中共在国内政治格局中的应有地位。
在国家民族整个利益之前，所有党派或个人部分的成见，应无不可以牺牲，无不可以让步。主席紧急处置权，紧急两字如何解释，若无限制，则可能使将来的国府委员会，等于今天的国府委员会。并按照《双十协定》中有关召开政协会议决定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重大事项之约定，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即1946年1月10日上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所以，正如无党派代表邵从恩在政协开幕式上的致词中所希望的：今天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参加会议的代表，不过寥寥数十人，但实际上是全国人民以至盟邦所非常注意的，正是万目睽睽，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异常严重，尤其是四万万无告的同胞，眼巴巴望着我们这次会议的成功，这种情形是值得我们深切的认识。
虽似泛论，但很希望各位先生和全国人民了解。面对现实，中共接受了民盟等民主力量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并经常进行协商，在一些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
在这五个小组之外，还建立了一个综合小组。但是这两个字应该怎样解释？所谓成功，是指国家成功、民族成功，不是一党一派或是个人的成功，要是一党一派或个人成功，反转来就是国家不成功。
（《中央日报》，1946年1月11日） 这番垂涕而道的希望和担心，准确地反映了人们又喜又怕的脆弱心态，也反映了政协会议千钧在肩的地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1月12日，周恩来鉴于国共多次谈判的经验教训，提出四点意见供政协会议讨论问题时参考：（一）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
第四，国府委员会人选由主席提交国民党中执会或中常会通过，这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形式。（《新华日报》，1945年1月15日） 罗隆基代表民盟对国民党的方案提出了一连串的质疑：国府委员须经国民党机关通过，这些人是否要向国民党负责？增加国府委员三分之一是整个国府委员会改组重选抑或只是补充？决策与用人权分离，则部分高级长官是否向国府委员会负责，决策如何能保证其实施？方案中规定三分之一委员联名可建议，三分之二国府委员赞同有否决权，则参加府委的党外人士永远难有建议权，更谈不上否决。政府改组后，党的费用不应再由国库开支。多个政党和政治派别的合法存在，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政党生态。
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本会议召集的目的，是邀集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来共商国是。（《中央日报》，1946年1月11日） 周恩来代表共产党致词，表示：政治协商会议，就要请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方案，并在此过渡期中，我们提议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
在反对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实现民主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共和民盟及其他民主势力的要求，总的来说基本一致。政协会议为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为中国渴望和平、安宁、自由、民主的广大人民，提供了无尽的想象和希望。
为了成立有效的决议，有时候撤销我们的提案，比之坚持我们的主张，更有伟大的价值军事小组也是只谈原则，至于整军裁军则由小组交由整军会议把原则付诸实施。